11月26日出版的海南周刊T37版面图 ↑

抢救历史 岁月沉香

据海南日报报道丨记者蔡葩

10年前，当人们迎着朝阳开始新的一天的时候，海南日报新闻大厦悄悄送出的报纸中，夹着一份“报中报”。那具有揭秘性质的封面故事暗含着一个时代的开启，那一块块厚重精彩的版面内容，侧重于海南人文历史记忆的打捞，以及对当今热点文化事件的独到分析和深度访谈，一开始便让这份特殊的报纸显得与众不同。它就是《海南周刊》。它以高端阅读读物的面貌激荡于报刊杂志潮流滚滚的大河中。身为《海南周刊》的记者和编辑，我经历了与它共成长的10年岁月。

二O一八年六月，蔡葩在意大利博洛尼亚采访老华侨丁介正先生。↑

2002年，《海南日报》曾经开辟过文化类专栏“似水流年”，我是这个专栏的主笔。该专栏每周六以连载的形式推出，每期大致半个版，将业已模糊的记忆，以文学叙事的口吻讲述海南往事，将那些人们已经遗忘的家族故事和历史掌故重新挖掘与呈现。我一时间沉入到历史的深处，直到2005年山东画报出版社将我的这些老故事出版，书名为《有多少优雅可以重现》，韩少功老师序言推荐：“蔡葩的写作，也许是重新找回南洋的开端……”不料此书引起读书界的好评，在7月当当读书排行榜上名列前茅。随后央视《半边天》节目对我的写作与人物进行了上下两集的专访，一时引起了关注，我这才意识到，我的写作已经超出了本土的意义。我的第二部书《风从南洋来》2009年初版，2016年再版，这些故事大部分在《海南日报》首发。我写作的对象所具有的南洋背景，它们所具有的口述历史的性质已经辐射到很远的地方，影响到一些人，我不能停下我手中的工作。

2011年初，我成为《海南周刊》的主编。对于我来讲，“似水流年”与《海南周刊》有着割舍不断的血脉联系，它们同样坚持原创立场，追求可读性和文化味，充满历史感怀和时代担当，只不过，《海南周刊》以16个版块的面目出现，容量更大，视野更宽，所容纳的内容与风格已经大为不同。

在《海南周刊》这个平台上，我继续书写着海南故事，并以海南为支点，铺展到东南亚、美国、欧洲，因为很多老人都是从海南下南洋、走东洋、甚至走向更遥远的欧美。我的采访对象是一些带有丰富记忆的老人。他们都拥有非常丰富多彩的人生阅历。他们的身上，承载着海南乃至中国的百年历史。

口述历史在某种意义上是与时间在赛跑，与生命在抗衡，与遗忘做斗争。“抢救比研究更重要”。冯骥才先生这句话对我影响至深，每当我想放弃的时候，这句话就在我心里回响。前人给我们留下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那么，我们给后代留下什么呢?我觉得，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任务和使命。有些故事如果你错过了，就真的是错过了，生命总会凋零，人不可能长生。我错过很多这样的人，有的还是自己身边的人，自己追踪许久的老人。2018年10月，当我在外地出差的时候，电话中传来我的采访对象、韩步青将军之子韩传雄逝世的消息。我知道，随着他的去世，我已持续两年的口述历史将不会完整。我所能做的，只能是尽力地弥补，将那些人们已经遗忘的往事，用文字和影像记录下来。

作为《海南周刊》的一名编辑，除了写作，我还负责“艺术”“文化”等版块的组稿工作。我们几乎不放过任何一次有价值的展览，不错过一次有影响的文学研讨会。10年来，《海南周刊》不遗余力地推动海南文化艺术，为相对稀薄的海南文化土壤增加了许多丰富的养料，培养了自己的专业写作队伍，耕耘到今日，收获颇丰。在这个平台上，我与《海南周刊》所有编辑和作者一起，见证了它从一株小苗长成一棵大树。十年光阴，岁月沉香，历久而弥新。

采多方信源 做文史题材

据海南日报报道丨记者陈耿

《海南周刊》2008年创刊时，我还是一名在中部地区驻站的记者。由于对海岛风物和乡土文史题材很感兴趣，之前我也写过不少这些方面的文章和报道，因此经常接到《海南周刊》编辑的稿约。2012年，我因工作岗位调整，进入《海南周刊》的编辑团队，但仍经常“下水”写稿，于是，又采又编、采编合一的工作，不知不觉中走过了6年时光。或许可以这么说，在过去10年当中，《海南周刊》不断地提醒和敦促我多角度看待过往与当下。

《海南周刊》首先是新闻纸，因此具备新闻的很多特性，比如信息的来源和多寡问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稿件的客观性和可信度。曾经有读者认为，《海南周刊》不就是寻找史料，抄写资料，整理材料，人云亦云吗?其实不然，一篇有分量、有质量的稿子，绝对需要多方获取信源，然后加以研究甄别，用可读性较强的语言向读者讲述。

二O一二年五月二日，陈耿与文博专家踏访位于文昌龙楼的唐代渡琼始祖符元生墓。 海南日报记者苏晓杰 摄↑

让我对乡土文史产生浓烈兴趣的，是《海南周刊》在创办之初就开辟了“家谱溯源”专栏，使我有机会接触到大量谱牒资料，踏访不少古代墓葬，知道更多的海南姓氏迁徙信息，得以从民间视角了解琼州移民史。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文本都值得完全采信，家谱都有美化祖先的倾向，很少有真实、客观地记述先人事迹的情况，有些族谱的纂修者甚至攀附达官显贵或历史名人，不负责任地将他们认作祖宗。遇到这些情况，如果不多方考证，包括请教专家、学者，翻查地方志和史书，就会以讹传讹，最终贻笑大方。

譬如，府城攀丹唐氏的族谱资料，历来就将一篇谱序的作者当作文天祥，但我在采写这条稿子的时候，怎么都查不出文天祥与攀丹唐氏迁琼始祖唐震或其儿子有过交往的记载(包括文天祥的年谱)，因此被困扰了许久，一度搁笔。直到2013年，得知屯昌南吕还有一部比较完整的民国时期续修的《唐氏族谱》，于是与海南文史专家王俞春先生一起开车前去查阅，发现这部族谱封面的题写者还是当时的海南文化大家王国宪，而那篇谱序的作者其实是范梈，一位曾经巡察海南岛的循吏，并承认之前都误以为是文天祥。

而反过来，从多种谱牒资料之中，也会发现史书和方志记载的错漏之处，让我更加相信古人说的“尽信书，不如无书”，应以怀疑的精神去面对看到的东西。

回眸10年的《海南周刊》采编工作中，值得我感动的事情不少，值得我感谢的人也很多。

我要特别感谢报社两位前辈林冠群先生和周济夫先生的多次帮助，他们曾多次提醒和批评我不可轻信史料，而是要加以思考和佐证。

我也要感谢多年来沉浸于乡土研究的王俞春先生和蒙乐生先生，他们热衷于实地踏访，通过文化遗存、民间文本印证历史资料的行为和精神，深深地影响到了我工作的方式和态度，是我一直努力效法的。

我还要感谢海南大学教授周伟民、唐玲玲伉俪，他们老当益壮，耄耋之年仍在钻研和书写海南的文化和历史，精神可嘉，激励着我执着前行。而与他们一起搜罗家谱等民间史料，一起下乡了解民族和民俗风情，我也得以窥见两位先生的工作方法和人格魅力。

见习编辑：周钰